Mao:A Biography[①]

Ross Terrill

 

理解Mao的一个关键是，他是一位半知识分子。他热心于历史，也热衷于行动；理想和意志对他至关重要。（序P6）

Mao从来没有失去他的两重性：脑弦紧绷如满弓，机敏似猫。

他善穷经据典，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

高傲自重妨碍了他跳舞。（序曲P1）

Mao出击时从不错过目标。而他的这种平衡是来自对手的撞击。他的性格中冷酷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

毫不奇怪，Mao并不能经常博得众人的爱戴，至少不像周恩来那样，或者不像朱德那样。

Mao活着就是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使命，这位幸存下来的农家子弟看上去更像一位先祖而不是政治家。（序曲P2）

如果他不置一切于不顾去吟上几句诗以表达令人振奋的斗争激情，描绘中国山河的壮丽，就难以结束一场战斗。（序曲P3）

少年时代（1893-1910）

由于他的道德观念（主要是来自母亲）以及书本给他带来的社会意识，ZD在刻板的学校和专制的家庭的环境里变成了一个向旧习挑战的人。（P13）

ZD从8岁就开始厌恶儒学。

这位16岁的青年在历史变迁的特殊时期，成了一位典型的中国式叛逆者。他不是神经病患者，他对于他父亲所代表的社会制度的猛烈抨击要对于对他父亲本人的指责。他走上造反的路是经过权衡的。

ZD之所以反抗是因为他感到父亲所代表的权威是可恶的，且正在走向没落。如果中国的家庭和村庄都像这个样子，中国如何才能得救？

ZD作为反叛者的“个人性格”迎合了当时反抗浪潮在整个国家兴起的“时代特征”。他自己把个人的斗争纳入整个社会斗争之中。（P14）

离开韶山时ZD曾暗暗发誓，他要在父亲的眼里、在实现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的过程中证明自己。他要比父亲活得更充实、更好。

母亲对他的影响是更为简单和直接的：信佛的母亲的善良和耐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P15）

父母都没有引导ZD接触社会革命的思想，他那一代受过教育的人具有革命意识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以后革命的成功和他成为那一类型的革命领袖，都可溯源于他在韶山的少年时代。新思潮和旧中国的社会状况使ZD成为一位反叛者；在韶山的家庭生活的磨炼则使他比其他人更为坚定不移。（P16）

为何求知（1910-1918）

Mao一度以嘲弄的态度对待周围的生活。他看到了一切事物的两重性，他反求诸自身。他坐在人生的高处，俯视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

“我即宇宙！”他以道家的冥想得出结论。（P25）

表面上看来优柔寡断的这个流浪者，实际上似乎正在孕育着一种新的世界观。

他总是早上开馆就进去，下午闭馆才出来。他一动不动地在书桌旁埋头苦读，好像一尊低着头的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只是中午出去买个烧饼或几个包子当午饭。

他饱览了现代西方的历史和地理。为了扩大知识面，他又转涉小说、中国诗词和希腊神话，还有改良派严复新近翻译的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和达尔文的名著以及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作品。

在省立图书馆，他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这半年的书海生涯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P26）

他还是需要冷眼旁观思索，而不是要去做些什么。这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大好机会。一段早年的课堂笔记道出了他学习的乐趣：“有了什么念头就随时记下来，头脑里有什么想法就高兴表达出来，有助于保持平衡。”（P28）

通过许多课程的学习，Mao选择了自己的路。他阅读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边沁、柏拉图、康德、尼采和歌德的部分著作。

Mao在第一师范所受的教益主要来自道德哲学和报纸——这是他持续终生的两个爱好。（P30）

Mao对杨先生的伦理学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作为老师、朋友、岳父，杨昌济对Mao的影响是别人无法相比的。从他的身上汲取了一种信念：通过非凡的努力来实现新生。

Mao在读新闻时，手边总放着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世界地图册，新闻中提到的第一个地理名字，他都在地图上找到并记下来。（P31）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善于做具体事情，一种人善于做组织工作，前者要多于后者。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

Mao感到，一位组织家的天才，就在于能把各种人的长处融合起来，他不应当揭露挑剔别人的弱点，而应鼓励所有积极因素的联合。（P35）

Mao正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他看重中国的尊严，他信仰个人自由，他已抛弃了他以前心目中的英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改良主义。他感到，在风雷激荡的社会变迁中，需要有新的东西产生。

Mao的风格是不断完善自己，与任何放纵自满都格格不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把利刃，他将挑战、探索、鉴别、反抗。

他喜爱“学问”这个词，学习就是探索。当他和他征友启事的“三个半”回应者见面时，一开始不是寒暄客套，而是直截了当地问对方最近在读什么书。

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常拿着书到离第一师范不远的南门那嘈杂喧闹的大街边去看，以此作为考验，培养自己的注意力。这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如果说他还无力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周围世界的话，那么他至少已经能够塑造他自己了。Mao当时是漫无目标的，但他不是单枪匹马。在东山时他就与众不同，但同时他感到孤立、凄凉。到1918年，他更鹤立鸡群，他与别人间的距离却增加了他的号召力。他的怪僻成了魅力，别人乐意追随他。

Mao是百折不挠的，他超越了时代。即使在第一师范，传统和权威也被踩在脚下。

可以肯定，他处于矛盾之中。难道一个有教养的精力充沛的青年到头来仅仅是撞向中国痛苦之墙的一只苍蝇吗？未来，他将从这些矛盾里锻造出一把利剑。人类不能久无变化。（P37）

京沪天地（1918-1921）

在北京大学，Mao不算什么长沙才子，而只是靠两只苍白的手整理书刊的雇员。由于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他来往，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

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他得知Mao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本不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

在1918至1919年间，Mao的活动范围狭小，那个冬季他形成了对北京生活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然而，Mao的心中另有一个北京，他独立持重，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小天地。

这位来自长沙的叛逆者暂时忘却其使命，迷恋于诗词和古老的传统，流连于山水之间。

从根本上说，Mao之所以待在国内是因为他心里不想出国。除了所说的一切困难之外，还因为Mao并不真正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决他个人以至整个中国前途问题的关键。他的心灵已被祖国的悠久历史、壮美山水和近来所遭受的耻辱所占据。

中国的革命始发于图书馆。当时需要一种理论来指导对旧制度的反抗，有一种理论早已存在。

对Mao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它解释历史是怎样从一个阶段演进到下一个阶段。

他当时心态复杂，漫无头绪。俄国模式是他新的热情所在，但由于他以前存在的信念根深蒂固，这种热情又很不稳固。在长沙反击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他更加信仰俄式的社会主义，并满腔热情地加紧建立政党。但到了上海，他新近的信条似乎有些动摇。

Mao从一个孤独的山村走出来。他以激奋心态置身于同西方思想的遭遇中，这种西方思想已部分构成他要求掌握社会变迁知识的初始阶段。无政府主义思想曾在1919年强烈影响着他。在这思想形成的年代，博采众长对于他陶冶他那钢铁般意志的个性具有很高的价值。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成立后，他开始远离自上而下的强烈的个人主义的鼓动做法，最终转变到依赖下层革命。（P65）

组织（1921-1927）

1922年，Mao几乎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他忙着建立一个又一个的组织。

乾坤逆转，天翻地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从来都被认为与政治无关，现在却成了自认为是历史前进动力的政党的成员。从某种意义上说，Mao是在发明阶级。这是有效的发明，它表明人力车夫不是自在之物，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成为历史之物。

1923-1924期间，Mao写下的文章反映了他的生活道路。文章言辞犀利，但缺少理论分析。这些文章没有挖掘出历史根源或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然而，这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Mao一直认为人民是最为重要的力量，只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商人才有资格成为革命的力量。（P82）

Mao善于随机应变，这种技巧使他终生受益。如果说他能够受一时的感情驱使而冲动起来的话，他同样知道如何退却，该撤退的时候，他会退回到那有根的地方。

韶山的农田是属于他的，他没有放弃也没有出售。

他住在农民家里，考察农村状况，听取农民的意见。他的笔记本记得满满的，这是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Mao为此感动高兴。他走在青山绿水之间，上海的烦恼似乎一扫而光。

在1925年，Mao认识到反叛不仅是受伤的灵魂拒绝服从，而且是全体人民寻找新的未来。

Mao最终从他所受的教育中苏醒过来，回到韶山，使他对十几年所受的城市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矫正了自己对“洋学堂”的态度。以前回家度假，他总是站在学校一边，站在东山小学和第一师范一边，不满老乡们的批评。他不再反对他的父亲，他的视野更宽广了，他悄悄地转变思想。我们过多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P90）

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乡村的农民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因此，他们最能战斗。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

奋斗（1927-1935）

Mao走向了山头，这是唯一的去处。

他已和杨开慧及其他亲近的人分离，更外形消瘦，疲惫不堪，愁眉不展，头发蓬乱如帚，破烂的衣衫里藏满虱子。

如果说当时没有道出他对前途的忧虑的话，那完全是因为他坚强的意志在这几周内起了作用。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这个阴暗的冬季是一个转折点。

可是Mao毫不动摇。他带着湖南人特有的固执去实行自己的方针。一种内在的力量驱动着他勇敢向前。一个全新的战略在他攻打城市失利后就已形成。现在他要将其付诸实践。

才智的焕发来自自卫的本能。回去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会无益于事，况且他们对Mao抱有成见。最好是独立奋斗。

Mao似乎把他最后的一点本钱交付给了大自然。他的求生之术与他选择的崇山峻岭差不多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在农村建立一支正规部队。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确实应成为一支军队。只有在农村站稳脚跟，并完全控制这个广大区域时才能去占领城市，以最后完成革命。

Mao在井冈山时有些许右倾，当时必须这样做。争取各方面的力量并改造他们是他当时的策略。

Mao在各个连队建立了政治组织，不是像上海指示的那样去成立政治部，而是发动组织普通士兵委员会，通过讨论政治问题来提高大家的觉悟。

Mao坚持在每个班设立党小组，每个连设党支部，每个营设党委。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一个战士的身边旁。

每打完仗，Mao都组织民主生活会，会上可以各抒己见，还可以点名批评或表扬上级军官。通过讨论，如果取得一致意见，军官也可能被降职。Mao成了导师兼道德家，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军队。

中国的旧军队只知道利用士兵的躯体，绝不利用他们的头脑！虽然朱德有时对Mao的做法不适应，但也一步步地接近民主意识。每个战士都感到自己是一场重大运动的一部分。

Mao也为士兵们制定了纪律、在群众中的行为准则。

不是普通一兵，Mao直接成为了统帅。他认为军队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军队的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作为统帅，Mao是富有影响力的，因为他跳出了纯军事的羁绊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P118）

他相信决定性的力量存在于民众之中。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其长处，总的说来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Mao对别人的此类特点很敏感：不善适应（如像Mao在东山学校读书时那样），与人无争（Mao1919-1920年在北京的处境），无拘无束（他几乎一生都如此）。他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因为他知道只有充分听取民众的意见，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Mao把政治和武装斗争看成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不可分割。每个人都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

Mao坚持开展武装的马克思主义运用，把枪和书结合在一起。

Mao的文笔往往犀利不凡，但在党内斗争中，一枝雄辩的笔并不总是能解决问题。他写文章的语调常会触怒一些人。Mao写文章总是像在宣布某些真理，这使那些不赞同他观点的人很不愉快。

红军不是革命简单而又纯粹的工具，Mao不是拿破仑。但红军的力量对革命至关重要，它是革命成功的保证。（P126）

Mao走的是地方路线，但他的思想不是地方主义的。

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救星，但他有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常常偏离党的路线。

他对如何管理军队提出了强硬的观点，他对一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感到痛惜。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一种手段。

他批判了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官长应允许骑马，司令部应配给比连队较大一点的房子。

Mao从医生的病床上硬挺过来了。他发现外面世界乱得无法收拾。然而，这种混乱也给他提供了机会。

未来在握（1935-1936）

警卫员渐渐地知道了Mao的严格要求和喜欢独处的生活方式。

落日的余晖使天际变成了红毯子，Mao身上的灰色的军装也变成了橘黄色。

每当这种时候，Mao就会写下几首诗词。他感到自己“离天三尺三”；他视飞雪犹如“飞起玉龙三百万”；湍急的河流在他笔下可使“人或为鱼鳖”；连绵起伏的群山在他看来是“原弛蜡象”。

Mao在长征路上发现了真正的自己。纵有千难万险，纵有地理生疏的挑战，纵有死亡的威胁，纵有党内的派系斗争，纵有红军多次遭全军覆灭之险。

长征时期可能是Mao诗词写作最多的时期。在马背上，人有的是时间，可以找到字和韵节，可以思索。诗词把大自然和历史融合在一起。

Mao似乎在土地中找到了革命的依据。横贯11个省的长征的广泛阅历，可以取代莫斯科的新权威，Mao努力使这种新权威面对中国现实。

他把壮丽的山河视作生身之地，视作冶炼自己新的革命方式的熔炉。        

1935年，Mao最逼真的形象应当是：一位视野开阔的诗人；一位带着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眼光悉心研究地图的战略家；一位远离家人、朋辈，以哲人度量同其警卫员交谈，或抽出片刻教给秘书几个生字的领袖。

他的大多数重大时刻存之于孤寂独处中，然而他又像高山一样引人注目。在他作为中国的摩西的岁月里，他与大地谈心，与高山交流，而不需要妻子、朋友或参谋这样的媒介关系。

Mao的健康观是，精神的作用更重要。他相信，有时人们不需要任何药物单靠极大的希望也能生存下去。Mao把患病归罪于生理状况之外的因素，这是受自身经验的启发，Mao每次生病总是与他事业上的受挫巧合。如1923年在上海（因为亲国民党的态度而受到批评），一年以后的中共四大（失去了中央委员职务），1925年冬和1926年隐退到韶山的日子里（因为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他的人事关系趋于紧张），1929年末（来自李立三的压力）以及在1934年夏（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冲突使他实际上被软禁）。（P159）

长征将Mao“造就”为一个将思想和行动结合在一起的人，将他推至于中国最有希望的政治领袖的地位边缘，而且给他提供了一支钢铁般的队伍。

Mao之于中国犹如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长征把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锻造成一种强有力的运动，并且众人对自己的事业深信不疑。

一切崭新的社会制度都是起源于理想——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也不例外——共产主义中国就诞生于长征的汗水、鲜血和冰雪之中，它激发了战士们对新社会的渴望，也培养了他们的使命感。

Mao就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职位不是单纯凭借他的组织才能，不是莫斯科的恩赐，也不是因为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崛起是因为他有持之以恒的目标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因为他把一些简单的心理和社会真理付诸行动。

在离陕西还有几天路程的六盘山上，Mao写了一首展望未来的词：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抗日、圣人（1936-1945）

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在民族主义这块基石上徘徊犹豫。消灭阶级最终使人类和谐共处的观念支配着他们，但这又常常与强烈的民族感情相杂并处。

蒋在寻找外国人做靠山。最后，蒋介石则完全背弃中国，以自怜的形象投入了美国的怀抱。

Mao的抗日方法是渐渐广为人知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把中国的军事传统发扬光大，不是把战争限制在狭小的圈子之内，而是把这个任务放手交给人民。置身于人民中间如鱼得水。

言及解放时，普通中国人认为这是指从日本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然而Mao这时已有自己的想法，即认为解放是社会的解放，是从地主、苛捐杂税、高利贷、军阀和儒家思想对中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支军队的精神中蕴涵着革命的希望。

1938年上半年Mao写出了很多东西，如《基础战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Mao在延安写成的很多军事著作都是以他在20年代内战时期的经验为基础的，但是也有新的主题。他很少有宗派色彩。

Mao的个性由诸种不可调和的色彩组成。尽管他领导着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他还是喜欢长时间地独处，只是偶尔才与大家相处。他并不关心——也可能是没有注意到——人们在其他场合是否会言论他。

处于中共领导人的地位，Mao处事泰然自若，独具风格，自成一体。

在这个团队中，军人只能留短发，Mao却任意留着音乐家般的头发。抽烟和起晚床被认为是违反纪律的表现，可是Mao抽起烟来就像烟囱冒烟，而且正午之前很少起床。尽管统率着军队，他敬起礼来总是心不在焉地比画一下，走起路来则拖沓着步子像个农夫。

在他的文章中，Mao说任何形式的批评都应该是温和的有节制的。但是，他有时却大发其火，甚至破口大骂，直到对方惭愧满面地离去。

这个卓尔不群的人之所以不循规蹈矩，并非仅仅因为规矩难以遵循，而是出于要超越既成之规的天性。清规戒律是一根拐杖，他发现自己足可以不用它。

不可泛泛而论一位政治家身体的发福或工作中的放纵，而应看到这是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圣人已具自觉意识。Mao并没有变得喜好奢华，却仍然保留着无所畏惧的性格特点。

标准的棉布服似乎反映了一种新型的身份关系：没有阶级之分，也没有代际之别。延安精神肯定不是洋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又没有先例。

某种新的东西在黄土群山中萌发。

Mao证明他不是一个军阀。对军阀来说，枪杆子就是事业，权力就是目的。一种社会视野引导着Mao要塑造出新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使他赢得那些长途跋涉来到黄土高原的人的赞颂甚至迷恋。

如果说仅仅拥有权力就是Mao的目标，他可能会裹足不前。他的目标是要改造中国人的心灵。

到延安访问的人会感到儿童团的活跃气氛和合作精神。不管物质条件如何艰苦，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财富没有成为负担，他没有带来令人厌恶的等级观念。人们知道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一个崭新的世界。（P194）

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整个边区都实行了选举制度。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一种集体责任感。一种民主意为似乎首先就已存在。

现在，Mao的社会主义哲学已经形成，其核心主是要强调意志。

Mao排斥“为艺术而艺术”，知识分子的每一件工作都要服务于加快中国的解放这一明确目的。这种观点使他不仅与丁玲而且与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关系紧张。

Mao把经验——而不是问题——置于认识过程的核心地位。

成熟的桃子（1945-1949）

世界是在不停的变动中，一切事物都不能只从表面作出判断。现在是真实的，但是未来也是真实的。如果一个人既尊重现在又想把握未来，须得迂回前进。

蒋介石在东北有了惨痛的教训，只占有城市而不占有民心是没有用的。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概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

蒋介石只是一介武夫；Mao则是一位思想家，枪杆子只是他的工具。军队不是一架机器，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简言之，它是服从于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Mao从末丢掉过他的军队——像贾宝玉没有丢掉他的宝玉一样。（P233）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1949-1950）

在政治上，Mao仍然实行家长式的统治。中国在太落后，不能向现代化作一次性的飞跃。实现民主和平等——Mao崇尚的价值观——是非常艰难的。

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是在通过革命实践过程对领导有了了解之后。（P251）

改造（1951-1953）

半知识分子的Mao始终对高居象牙塔的人怀有不满。他讨厌他们的患得患失，他们的不偏不倚，他们的缺乏热情，他们的怀疑的目光。

Mao是一位中国式的整体主义者，他曾声明有一个上帝——即群众。如果群众是一个集合体，是纯一的统一体，可行的道路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人们不可自行其是。

一条标语就像一辆坦克一样有用，这与儒家是一高致的。没有哪种语言能像汉语那样产生如此简洁的标语。四个字，甚至两个字就可表达全部的意义。标语中的含糊暗示极具煽动性，Mao是掌握这一艺术的语言大师。

Mao冲动起来也会半夜三更给工作人员或同事打电话。为寻求了解，他会把专家们召集起来，长时间问这问那。他在花园中散步时，会突然向卫士谈起自己对某一重要政策的看法。然后立即从古书中查找先例或者发现佐证。

深夜里，他还驱车登门拜访苏联大使尤金。尤金是一位知识分子，Mao同他谈论哲学，直到天亮。

同少数人在一起的时候，Mao则更显得才华横溢。他严谨、练达，喜欢巧妙运用比喻。但这些特点只适合于讨论而不适用于群众集会。

开会时，他四处走动，向熟人问候，并长时间倾听别人的谈话，也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他解决下层向他提出的问题，并答复别人的插话，但不总是如此。

建设（1953-1956）

Mao撤销了六大行政区，消减了军队参与政府的直接管理任务。总之，在1954年的新宪法颁布之后，党对国家的控制加强了，各种“独立王国”被废除。

他要求人民要像过去尊重宗族关系那样，建立并尊重新型的同志式的亲密关系。

作为一个新法家，他使中国从束缚和神秘中获取了自由。这些束缚和神秘就是：家庭压迫、对天的敬畏、极端的地方观念。但他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整体主义者，他要把亿万中国人按照一种新的方案结合起来。（P284）

疑虑（1956-1957）

Mao在谈到农村形势时，疾言厉色道，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

Mao不喜欢强迫，政治欺骗不能唤起人们的参与热情。

他感到，中国农村正呈现出一种新的精神面貌。这足以使农村一夜之间进入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不需要机械化作为基础。在没有物质刺激的情况下，集体主义精神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Mao不相信有什么稳定的直线的发展。他很少谈“过程”这个词，只是谈“关系”。他认为万物皆在变动。世界由矛盾组成，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任何现象都蕴涵着矛盾，这是他立论的核心。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没有绝对不变的事物，因此只有很好地去利用它的不稳定性。人们不能停滞不前。真正的平衡不存在于纯粹的计划之中，而是来自矛盾斗争的消长起伏。

Mao喜欢说“两条腿走路”。这是一种形象的概括。离开了任何一条腿都不能走路，全部道理就在于二者运动的关系。由Mao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可以窥视到古代中国的阴阳、明暗、雄雌等思想的影响。它们反映了一切事物固有的二重性。

为了发展经济和其他事业，Mao需要的是来自中国男女老幼的革命激情，而不是唯唯诺诺。

Mao发动“双百”运动，允许自由表达不同意见。他认为，各种批评和抨击可以防止政权的僵化，可以保证新的一代有活跃的思想。允许自由鸣放并不是为了去追求真理，而是治病救人的药方。

Mao想以民主方式解决冲突，同时又要确保不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他想激发起人民自由争论的生动局面，同时又不能离开早已确定的目标。要他们批评是帮助整党，绝不是要他们反党或向党夺权。（P303）

修补体制（1958-1959）

他要让中国人民相信，革命并不是像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是来自上面的一种压力形式，而是人们发自道德选择的绚丽花朵。

要清除党内的宗派等级思想。脸是天天都要洗的，对那些变得傲慢自大的官员，要浇上一盆冷水，洗掉积满的灰尘。

知识分子使Mao情绪低落。现在，他只信任那些未受过正规训练的社会阶层的能力。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正处在上升时期的年轻人更单纯，对新的社会秩序更充满热情。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就像养猪一样，骨架在头四个月就定型了。大跃进的目的就是建造这种骨架。大跃进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的思想，但它不是清晰、一致同意和具体详细的发展计划。

苏联与超载（1958-1964）

Mao满不在乎地拔去了塞子。为何要把这个瓶子保存这么久呢？中国在50年代别无选择，只有追随莫斯科，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没有人能分清正确与错误。我们只能照抄别人，虽然我们对他们一直就不满意。

人民战争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延伸。他希望原子弹用于政治目的甚至于军事目的。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杀死，即使占有了土地，又能作何用呢？

退却（1961-1964）

Mao在60年代早期讲话甚为简明，很少漫谈，似乎已意识到他已经不再长缨在手。他在组织自己的观点时，在形式和次序上几乎是任意的。

在Mao的眼中，官僚主义者正在脱离群众，不倾听群众的呼声。企业管理人员开始趾高气扬，似乎工厂就是他们自己的。医务工作者拒绝到边远的乡村去工作，因为舒适的城市生活吸引着他们。干部不下乡搞体力劳动，把它当作去稻田远足、野餐。

作为政治家，他不能容忍中国现存的多层次的组织机构。作为哲学家，他认为除非干部真正深入群众，与他们同甘共苦，否则中国的革命没有希望。

1961年，从第一线退下之后，Mao所赋写的诗词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春天被冷峭的气氛所包围，Mao认为一切好的事物都是如此。梅花——中国传统中天直高洁的象征——勇敢地屹立在冰山峭崖之上。Mao在概叹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孤立，也许还包括他自己在中国的孤立。

如果说陆游看到梅花只想到令人伤感的一面，那么Mao却看到了梅花壮丽的归宿，尽管它孤芳自赏，却能体味出孤独中的欢悦；因为高贵的梅花已抛弃了私欲（俏也不争春），有着崇高的思想境界。“笑”预示它的永生。（P362）

 

不要尽是形而上学。为什么要打预防针？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钻进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

乌托邦之怒（1965-1969）

Mao重申了他的人的因素胜于一切的信条。我们把重点是放在人身上，还是放在物身上，或者二者平行看待？如果我们把人的工作做好了，其他一切都好办了。Mao试图在中国革命浮动的沙土上脱离经济基础，重建一种高尚的社会关系。

Mao在早年总是将猴子当作反面形象来用。从50年代后期起，他又把它当成了正面人物的形象。孙猴王的大胆、顽皮、傲视一切和伟大的抱负正适合Mao的心态。1966年，Mao把这一充满想象的思想推向高潮，宣称革命者和孙猴王属同一类型。

Mao想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追求一个纯洁的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驱动力与其说是对未来的设想，不如说是对他所厌恶的过去的逃避。

Mao是带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缺点所作的理智分析而步入文化大革命的。他宣称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应该在思想领域展开一场斗争，所以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胜于物质生产。斗争所起的医治社会弊病作用会超出斗争目的本身。生活是一个胜无恒胜、高下易位的永恒战场。(P402)